1951年，恽逸群（左）在解放日报办公室与工作人员谈话

　　光阴荏苒，三十年前，就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，我国新闻界前辈恽逸群同志，因罹患疾病，不幸逝世。恽逸群虽然没有亲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变，但就在动乱的特殊岁月里，在身处逆境的时刻，他第一个写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战斗檄文，最早奋起揭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，首先开展与学术权威的争鸣批判，又率先提出征收累进制所得税等建议，纠正《辞海》谬误……他还最早进行了新闻改革的试验，为报纸广告事业松绑……恽逸群，无愧是改革开放前中国思想解放的先行者。

　　不畏权势，第一个奋起反对个人崇拜

　　恽逸群同志生前有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《平凡的道理——略谈个人崇拜》。这是文革时期中国第一篇反对个人崇拜的战斗檄文。

　　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：“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（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、国王、元首、总统、主席、总理、首相、总书记或第一书记）神化的（不论他是‘天纵圣明’，是‘救世主——大救星’或是‘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’），必定有奸人弄权，篡夺权力。”恽逸群指出：“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。只有极端糊涂的人，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不会犯错误，不会受人蒙蔽、愚弄，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，至死不悟。”恽逸群对林彪和“四人帮”一手制造的个人崇拜、个人迷信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祸害，十分忧虑和担心。

　　要知道，恽逸群是在身处逆境中的1973年8月写这篇文章的。当时，虽然林彪已经垮台，但是林彪余毒和“四人帮”的极左思潮十分猖獗，人民群众对领袖毛泽东视若神明，绝对崇拜，盲目迷信，整个社会政治疯狂、经济凋敝、民生艰危；舆论界对此亦噤若寒蝉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。此时，被发配于苏北海隅阜宁县中学的恽逸群，在一所阴暗潮湿的楼梯间内，借着微弱的烛光，支撑着羸弱的病躯，冒着极端生命危险，写下了这一掷地有声、被后人赞誉为“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极大的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”的作品。

　　显然，凭着当时整个国家的局势和恽逸群所身处的环境，这篇文章写好后是无法发表的。它最先刊登在1980年初的南京师范学院《文教资料简报》上。其时，恽逸群同志去世才一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，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的潮流还刚刚兴起。其后，上海解放日报《报刊文摘》、上海《社会科学》、北京《读书》等报刊相继刊载，激起了海内外读者的强烈反响。1986年，由胡乔木题签、江苏省社科院编选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恽逸群文集》，把这篇文章和另几篇恽逸群在文革中写的政论、史论文章，一同收进了作者的文集中。

　　其实，鲜为人知的是，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由于“左”的思潮尚为严重，人们把国家的希望仍寄托在“英明领袖”身上，并处处加以歌颂、崇拜，新的个人崇拜和迷信一时兴起。个人崇拜、个人迷信在党内根深蒂固，它源于党内民主制度的长期缺失，独断专行、家长制和个人一言堂作风的盛行。恽逸群既十分痛恨、对此也十分清醒和忧虑。于是他在常州二姊（笔者祖母）家养病避难时，再次抄录誊写了他的这一原著，并把它寄给一些曾与他共事、心气相通的老领导、老同事，希望引起重视。恽逸群反对把党的领袖神化、大搞个人崇拜和迷信，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，是他敢于不畏权势、坚持思想解放、实事求是的生动见证。

　　忧心如捣，最早揭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

　　恽逸群说：“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，忧心如捣，强自抑制，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，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，以中国之大，何待于‘罪人’之喋喋不休。缄默数年，终不能忍。1972年6月上书周总理，谓‘天下可忧非一事’，终不甘、也不忍袖手旁观……”

　　早在文革爆发初，恽逸群就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集团散布的一系列极左怪论、谬论深表怀疑，并起而质疑。1966年，他在云南昆明探视妻儿时，即对其子女郑重地说：“‘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’，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。”据恽逸群儿子恽君惕回忆，“父亲对于自己的前途并未耿耿于怀，使他深为忧虑的却是党和国家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。”（恽君惕：《坚持真理，坚贞不屈》，载1988年解放日报社、上海记协纪念恽逸群同志逝世十周年文集《杰出的新闻战士》）

　　后来恽逸群在1973年10月给某领导人写的信中说：“1966年底读《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》，深感不安，1967年春写信给陈伯达，提出究竟是理论掌握人，还是人掌握理论？如为前者，则理论是灵魂，行动应受支配；如为后者，则理论是工具（武器）……武器可以杀敌人，也可以杀朋友，杀自己弟兄，也可以自杀的。希望他加以澄清。”陈曾任毛泽东的秘书，解放战争中与恽有过交往。恽逸群把批判的锋芒直指身处“副统帅”显赫地位的林彪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而陈伯达又怎敢传达？没有追究他攻击“领袖”之罪，就算对他“宽容”了。文革中，为了打倒大批老干部，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，张春桥大造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”的舆论。恽逸群曾身受过张春桥的陷害，对张的底细和为人一清二楚。面对“四人帮”的喋喋不休，恽逸群如骨鲠在喉，不吐不快，于是他又写信给张春桥，对张的谬论予以驳斥，要求他纠正。正陶醉于“夺权”黄粱梦的张春桥，哪能听得进昔日上级的“规劝”？这封信，据说还是在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公安人员从张的家中抄出来的。

　　林彪垮台后，江青一伙打着“尊儒反法”的旗号，借 “批林批孔”，把矛头对准周恩来，影射周恩来是 “周公”，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，并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 “评法反儒”的文章，别有用心地歪曲历史，美化法家，丑化儒家。恽逸群闻到了其中的火药味，对阜宁中学的老师们说：“这些文章实际是批周总理的。”（王德林：《散忆恽逸群》，《常州教育学院院刊》1987.4）。当时《红旗》杂志以显著地位刊登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写的《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》一文，恽逸群阅读后，对教师们说：“杨荣国并非对历史无知之辈，他是趋炎附势，想捧江青当女皇。”（同上）。于是，他依据丰富的历史知识，写下了《也谈儒家和法家——兼及封建社会的开始》的著名史论，首先起来与学术权威开展争鸣、批判。恽逸群引经据典，客观地分析孔子（儒家）学说的精粹及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，一针见血地批驳杨的立论方法是“随心所欲地胡说一通”，杨文是“历史唯心主义的标本”。随后，恽逸群又提笔写了《读报偶感》的史论，进一步分析儒法两家的渊源和短长，指出：儒法两家区别的关键就是人治和法治，儒家是七分牧师，三分刽子手；法家是七分刽子手，三分牧师，揭穿“四人帮”“儒法斗争一直延续至今”谬论的核心，是篡党夺权。恽逸群这一篇篇切中时弊的文章，逻辑严明，有理有据，不仅透射出他的睿智和卓识，而且有鲜明的政治意义。